- 进一步加深了对民主的理解，评论中说对中国避而不谈的，这不是很好理解么。
- 委内瑞拉和智利的对比令人感慨，民主只是决策手段，不能指望民主后就一切完美了。
- 世界观念极化的趋势很多人都注意到了，作者对此比较乐观，倒是让我感到一丝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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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竞争是残酷的，但是，当它带来生产率的提高，帮助无数人脱离贫困，激发人的创造性和奋斗精神，它或许又代表了另一种人道主义，一种更深的人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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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我输了？不可能，这不是真的，我要二次革命。这就是国民党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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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因为以捍卫王权的名义打压自由已经失去道德魅惑力，但是民主理念中所包含的平等激情、集体激情、动员激情却可能为碾压自由提供道德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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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理解的是，对于民主转型，推翻威权政府只是民主革命的上半场，克服社会撕裂则是民主转型的下半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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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句话我印象深刻，我想它是对的，它说：自由从不降临于人类，人类必须上升至其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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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每次听到人们大义凛然地批判新自由主义，我都觉得非常吃惊，因为中国和印度，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制度不同、文化不同，但都通过自由化改革使数亿人摆脱贫穷，在这个过程中，技术上固然有种种可以改善之处，但是总体而言，这场改革的正面效应难以辩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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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这里，我想起一个苏联笑话，它说：未来如何确定无疑，但是过去怎样，却难以预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未来早就写进了政治纲领，它不容置疑，但是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却不好说了，因为人们不仅仅是在回忆过去，而且往往也根据当下的政治需要去想象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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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历史是历史，生活在资源越来越丰富、文明越来越进步的当代，我们仍然希望，对于抵达政治秩序，人类能找到比相互杀戮更聪明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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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庞大而细密的官僚系统虽然对东亚国家建构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几千年前积累下来的“扩展秩序”很难复制。而且，从中国历史上反反复复“官逼民反”的故事也可以看出，缺乏民意约束的巨型官僚体系未必是好事。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之频繁、之浩大、之惨烈，在世界历史上都非常罕见。每到改朝换代，动辄数百万人口甚至上千万人口灭绝，不得不说与官民力量极其不对称所积累的社会矛盾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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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极端看似南辕北辙，在一点上却彼此相似，那就是它们“改造世界”的狂热，那种用理性、用纯净的道德理想、用原教旨主义去重新书写历史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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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阿富汗缺的不是温和的力量，缺的只是愿意为温和而战的力量。历史或许有投影，但并没有宿命，既然它曾经转向，就有可能再次转向。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命运指向何方，常常取决于“沉默的大多数”是否继续沉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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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意义上，也只有经由观念变迁推动的制度变迁才是牢靠的、坚固的。因为如果是经济利益驱动的制度变革，有可能经济危机一到来就制度动摇了；如果是政治精英推动的变革，有可能换了一任领导人后制度就坍塌了；如果是国际格局变动引起的变革，也可能因为国际局势的变化而倒退。只有制度变革是建立在观念变革的基础上的，它才是扎实的、可持续的，因为观念一旦形成，往往具有相当的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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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你以为你这样做，世界就会改变吗？别做白日梦了，醒醒吧。那个大学生说：“我也想啊，但是不行，因为心太痛了。”心太痛了，可以说，一语道破了启蒙观念的真正起源。那个小女孩当然说不过他，但是，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我会想到1000个理由去反驳他：你没想到民主运行的经济条件吗？你没想过转型后的裂痕动员吗？你没想过革命的时机和策略吗？你没想过国家能力和社会权力的平衡吗？……但是，到最后，我发现，这种源于道德直觉的正义感有种令人敬畏的天真。你会发现，当所有政治的泥沙沉淀、所有理论的波涛平息、所有流行的趋势过去，最终，这种无与伦比的天真还是会从水底浮现。它熠熠的光芒，还是会诱惑你向它伸出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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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中有一个词汇，叫作“理性的无知”，通常用于分析选民的投票行为，但是，用在这种极端恐惧下的思想自我屏蔽，同样恰如其分。什么叫“理性的无知”？意思就是，无知其实并非一种偶然的状态，而是一种理性的选择。特定情境下，人们可能会选择对自己无法承受、无法改变、无法超越的东西保持无知，因为“知道”会唤醒良知，而恐惧让你只能无所作为，与其让你的无所作为拷问你的良知，不如什么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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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面对恶的蔓延，面对高压，面对诱惑，尤其是面对那种不容置疑的政治话语，一旦你了解人之为人的脆弱，一旦你认出自己在极权主义当中的倒影，作为个体去思考，去看看不到的，去听听不到的，去寻找更大的图景，就不仅仅是一种兴趣，而且是一种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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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说，我觉得“普世价值”这个词有点偷懒。显然，全世界的人都热爱自由。用秦晖老师的话来说，如果自由不是“普世价值”，为什么全世界的监狱都要上锁？全世界的监狱都要上锁，说明全世界人都渴望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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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多元文化主义”需要所有文化群体同时恪守自由、宽容、民主的底线，而这是一个极高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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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国其实也并没有绕开这场斗争，只不过在中国，因为种种原因，这场斗争不像很多其他国家那样剧烈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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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智利还是其他国家，恐怕都不能忘记一个历史教训：在现实世界中，选择往往不是在“更好”和“最好”之间，而是在“更糟”和“不那么糟糕”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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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在国内深受爱戴，查韦斯在国际上也“粉丝”无数。美国政治家桑德斯曾表示：“现在是委内瑞拉更可能实现美国梦。”英国工党领袖科尔宾则认为，查韦斯“展示了一种不同的、更好的道路，它叫作社会主义、叫作社会正义”。查韦斯去世时，好莱坞演员西恩·潘写道：“全世界的穷人失去了他们的领路人。”著名导演奥利弗·斯通则表示：“我为一个真正的英雄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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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委内瑞拉走到今天，不是源自“坏人”的贪婪腐败，而恰恰是源自“好人”的道德激情。当正义感变得不容置疑，当平等成为唯一的宗教，恶的大门也可以被善的手指敲开。历史上，无数通往悲剧的道路由斩钉截铁的道德激情所铺陈，恶只是意外的结果，而不是最初的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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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如果真的带来什么教训，这个教训并非仅仅是“要有与邪恶作斗争的勇气”，而且是“要有与狂热作斗争的自我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