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通俗易懂的从财政角度看中国两千年王朝兴衰的书，作者比较有意思，是科大毕业的。寒假陆续看完的，即使第一遍看不是十分仔细，依旧很触动。第一次读这种维度的历史，对那些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一下子有了新的认识。限于本书主题，作者将王朝更替较多归因于财政因素。不知是否恰当。读这本书，确实能学到很多，读完却又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多思考，多翻阅吧。对于现代中国的启示呢？如何认识当下的财政政策？

Note #

• 但所有的改革始终没有办法触及中国经济的三大底线，这就是：国有企业不放弃、公有土地制度不触及，以及政府控制发钞权为代表的金融体系。
• 古今中外，对于一个集权制政府来说，只有两件事是它最关心的：第一，如何建立一套复杂的官僚制度，控制住社会；第二，如何从民间经济中抽取足够的财政收入，来养活这个官僚体系。不管是国有企业、公有土地制度，还是垄断货币发行，都是政府筹措财政的一种手段。当正规的税收不足以养活庞大的官僚机构时，政府就会想办法开辟这些新方法来获得收入。所以，所谓的三大基础，实际上是三大敛财手段。
• 中国集权时代的第一个周期始于秦汉，结束于南朝。这个周期的制度基础是：官僚制度上以中央集权制为主，却仍然残存着一定的诸侯制；经济上实行土地私有制，财政税收最初以土地税为主，并逐渐开辟出国有企业、金融垄断，甚至卖官鬻爵等新财源供皇帝挥霍。
• 只是到了清末，随着海外影响的到来，中国财政才开始了近代化的路程，并有了突破农业社会桎梏的机会。它曾经充满了希望，却最终被迫回归到国有企业、金融垄断与土地公有制的两千年往复中。
• 所谓均输，是一种让政府插手商品运输和销售的做法。汉代的土地税主要以粮食的形式上缴，但把粮食从地方运到京城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均输政策规定，地方政府可以灵活处理这些粮食，在当地卖掉，换成钱，或者购买当地的土特产品，把土特产品运输到外地高价出售。粮食价格低又笨重，换成土特产品价高量轻，而且土特产品往往在产地很便宜，在外地很贵。这样，政府就可以在减少运输成本的同时，吃买卖的差价。
• 所谓平准，是指在地方上兴建平准仓，当本地丰收时，政府就收购粮食放入平准仓库；到了本地出现灾害缺粮时，政府再把仓里的粮食拿出来接济社会。但接济不是免费的，而是采取一个低于市价、高于收购价的中间价，这个价格既可以保证政府盈利，又保证民间获得较为平价的粮食。这就像水库对水位的调节一样，丰水期蓄水，枯水期放水。
• 在历史上，人们往往根据理论和教条得出某些结论，却没有实在地去考察，致使某些政策看上去很美好，可一旦实施，必然变味。至于统治者推出上述政策的实际目的，也往往不是所谓的民生，而是看上了它们盈利的能力。
• 当一个国家的国君承担起维持国与国之间秩序的角色时，人们尊他为“霸”。项羽自称霸王，就是希望与其他王区别开来，表明他担负着维持国与国之间秩序的责任。
• 所谓变法，本质是改变经济资源的配置，提高国家财政效率的做法。
• 如果继续采取抑商的做法，民间就感受不到统一带来的好处而离心离德，中央政府也获得不了足够的财政收入，到了诸侯势力觉醒时，就是汉帝国分崩离析的时刻。
• 公元前 167 年，文帝宣布全国税收减免一半。到了第二年，他做了一件令人瞠目结舌的事情，干脆宣布不再收农业税。[ 30]
• 与文帝时期的放任政策不同，景帝做了许多完善财政系统的工作。与他的几位前辈高祖、吕后和文帝，以及后来的武帝相比，景帝名声最不响亮，形象也最模糊，然而他对于政治、财政的理解，却可能是几位统治者中最透彻的。
• 随着人们对于贫穷状态的遗忘和对汉家威仪的推崇，一个“大国崛起”的时代到来了。在这个时代，不需要谨小慎微的节俭，而需要集中精力办大事的豪迈。这也是财政扩张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皇帝不懂得没钱时的艰辛，只体会到了花钱的爽快。
• 如果郡国劣币只在民间流通，皇帝不会感到很难堪。但是，当郡国劣币通过税收渠道回流到中央政府时，汉武帝就感觉吃了亏。这就像现在地方政府滥发地方债，最后却让中央政府兜底是一个道理。
• 他们却揭示了集权社会的一个悖论：从理论上看是很美好的事情，但一到现实中就变了味儿。
• 宣帝经过分析，认为是吏治出了问题，如果要进一步发展民间经济，必须整顿官场。宣帝的吏治整顿也并非汉代所独有，一般到了朝代中期之后都会出现一个设法使吏治清明的皇帝，试图将皇朝重新拉回正常的轨道。
• 这就像现在的限价令一样，当政府的财政金融扩张造成了通货膨胀时，政府则要求民间限价，来掩盖通胀的事实。
• 这或许是历史上一个国家内部出现的最复杂的货币系统，它代表了一个幻想家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也表明了儒家按照礼制设计的金融体系能够达到的荒诞水平。
• 汉代有外戚干政的传统，一个女人当了皇后，他的家人必定封爵当官。在西汉时期，还屡屡有平民皇后出现。[ 15] 东汉光武帝之后，皇室默认皇后只能出自几个大家族，这是权力机构圈子化的最明显特征。
• 司马直只得从京城出发前往钜鹿，在到达黄河边的孟津关时，他给皇帝上书，极力申诉当时的弊端，并预言如果继续这么做，必然引起巨大的灾祸。随后，他吞药自杀。司马直成为少有的被逼当官而自杀的人。
• 他也最早意识这条规律：战乱时期，最擅长筹措军费的人，就会成为最后的赢家。
• 这种制度在和平时期总是表现得效率低下。以现代人在新疆地区的屯田制为例，这种带着国有企业成分的屯田制度由于无法激励人们生产的积极性，成为产量的拖累，也引起了社会的普遍不满。
• 在困境中，唐德宗发出了著名的罪己诏，不惜痛斥自己长在深宫，“不知稼穑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将整个国家带往了灾难之中。“天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下而朕不知。”[ 6] 这是中国历史上皇帝最深刻的自责。
• 第三，藩镇虽然不愿将正规的税收交给中央，却又乐意为中央政府提供额外的“上贡”。这就像老板不愿意给职工涨薪水，却喜欢时不时发奖金一样。
• 政府讲道理时只在它缺乏税收时，而讲道理的唯一方式就是加税。
• 司马懿作为当时最聪明的政治家，看到了集权时代的一个本质：为了财政，政府必须建立户籍制度让老百姓纳税。可是，为了不过度压榨老百姓，户籍制度又必须存在一定的模糊性，这样，老百姓能够逃避一部分苛捐杂税。
• 大业五年（公元 609 年），隋炀帝率领军队从大兴（今西安）出发，进行了一次著名的远征。[ 33] 这可能是中国统一的中央王朝皇帝唯一一次亲自出征进入青藏高原的崇山峻岭之中。
• 唐太宗曾经对黄门侍郎王珪评价隋代的制度说：“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帝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至灭亡。炀帝失国，亦此之由。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但使仓库可备凶年，此外何烦储蓄？后嗣若贤，自能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积仓库，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 38] 唐太宗算是看到了些许的本质。
• 由于财政收入不足，唐代采取一种奇特的养官制度：自我经营模式。皇帝拨给各个政府机关一定的土地和货币，要求各个政府将土地出租，将货币放贷，把收上来的地租和贷款利息作为办公经费使用。这些土地和货币分别叫作公廨田和公廨钱。
• 虽然中央政府的财政不健康，但是，由于政府对民间缺乏控制力，民间经济出现了极大的繁荣。只是，不健康的财政最终迫使政府用各种歪门邪道来获得收入。在唐代初年，问题看上去还不大，
• 武后的选择也显示了长安的窘迫地位：从西周时期，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就是最繁华的所在，但到了唐代，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长安已经变成了西北一隅，在经济上丧失了重要性。但是，由于它在政治上仍然是首都，政府必须利用行政手段大量向长安输血，这给政府造成了巨大的财政负担。
• 除了唐玄宗沉浸在温柔乡这个因素之外，更重要的因素是这两人能够满足帝国的财政需求。这时，中央政府已经离不开这些敛财能手的帮助了，否则帝国的财政就要亏空。
• 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唐武宗加入了一个短名单，历史给这个短名单起了个名字：“三武一宗”。在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灭佛的皇帝一共四个，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以及五代时期的后周世宗。
•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代。这是一个经济发达的时代，也是一个财政混乱的时代。宋朝拥有最复杂的官僚体系、最庞大且无用的军队、最全面的专卖制度、最先进也是最无赖的金融工具。
• 只有到了现代，人们进行过社会主义实践，才意识到其中的漏洞：官方主导的流通市场必定是一个“剪刀差”横生、低买高抛的好地方，最终会成为官僚企业和关系户大赚其钱的地方，不仅不会降低市场的波动性，反而会增加不确定性。
• [[王安石]]的观点跨越了千年，被现代官员们继续采用。当现代的官员面对民众对抗拆迁时，也认为这是少数人不懂得发展的道理而做出的愚蠢举动。
• 一个女人如果出门买一匹绢，需要额外带一个壮汉当背夫，这人不是为了拿货，而是为了拿钱。
• 从世界的经验看，只要纸币与硬通货挂钩，就必然产生通货膨胀。许多政府就依靠印钞票制造通胀，从社会的手中夺取财富。
  • 此处是笔误？
• 到了第二年，蔡京决定把纸币经验继续向更广阔的地区推广，下令发行一种叫作钱引的纸币。老交子仍然在四川地区使用，而钱引则在除了闽、浙、湖、广之外的其他地区通行。其中福建（闽）由于是蔡京的故里，才免于遭殃。[
  • 人情味真是浓
• 但不管怎样，回收纸币这件事说明宋代政府还是一个想负责任的政府，并非道德败坏的剥削阶级，
• 更难得的是，脱脱并不仅仅是一个官僚型的人物，还是一个颇有文学造诣的大家。中国的二十五史中有三部是在元代编撰的，分别是《辽史》《金史》和《宋史》，之前只有唐、宋两代大规模的史书编修可以与元代相比，而主持这三部史书编撰的，正是脱脱。
• 明代皇帝由于对金融无知，发行的纸币没有准备金的概念，成了空头纸币，在明代初期就已经崩溃，变得一文不值。民间为了避免通胀，不接受政府发行的纸币，而是自觉采用白银作为货币。白银的采用是民间自发抵制政府掠夺的行为，纸币被抛弃后，由于政府缺乏制造通胀的能力，明代反而成了金融秩序最稳定的朝代之一。
  • 这个，有点讽刺了。
• 对于明代人来说，皇帝发行纸币唯一的公平之处是：它不仅仅坑老百姓，对官员也毫不手软。实际上，官员是明代纸币的主要受害者之一。
• 结果，明代政府虽然失去了一张财政王牌，却出乎意料地有了新的收获：由于民间金融系统脱离了政府摆布，变得更加健壮，反而使明代经济更加经得起政府的折腾。不管是外敌的入侵，还是内政的败坏，二者对于民间经济的破坏力都大大下降。银本位制保护了民间的繁荣，无意之间，让这个原始、僵化的帝国存活了近三百年时光。这或许是朱元璋当初也没有想到的。
• 但朱元璋没有想到的是，他以为把土地都收归官田、抬高农业税是对苏松嘉湖地区的惩罚，却于无意中造成了另一种现象：当人们在土地上被盘剥过度之后，许多人干脆放弃了土地，去经商，成了城里人。这些人有充足的商业头脑，又有着较高的文化修养，结果，江浙一带不仅变得更加富裕，也成了皇朝文化的主宰。在明清两代，江浙一共出了二百零二名状元，仅仅苏州一府就独占三十五名，仿佛嘲笑着明太祖的诅咒。
• 第三，从征收实物变成了征收银两，确定了以货币为税的原则。从汉代以征收实物为主，到明清逐渐过渡到以货币为主，表明中国的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政府减少征收实物，是因为利用货币已经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实物了；而政府征银也反过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
• 幸亏当时没有有效的人口控制技术，否则皇帝一定会加以利用。如果走上了那一条轨道，中国的人口资源不用等到现代摧残就会大打折扣，进入衰落期。
• 而在中央集权模式下，一个社会只能有一个权力核心，当会道门试图建立另一套权力机构时，政府必然会对这种争权行为进行打击。双方的摩擦如果激化，就会造成一次会道门式的叛乱。
• 有的人会用阴谋论的眼光看待这个事件，但真正的原因还是在于，统治者借债必须学会控制外债规模，避免失控。
• 当国门打开后，有两种人总是比其他人更先看到自己的不足：直接与海外接触的东部沿海地区的人们，以及一部分上层官员。这两种人分别代表了民间和政府开始效仿海外模式发展经济。
• 2010 年是一个转折点，当时我还是一名经济类报纸的记者，对环境做出判断：第一，未来在国内，是一个新闻报道空间逐渐被压缩的时代，如果继续做下去，可能只会消耗个人生命；第二，未来也是一个浮躁的时代，热心于工作本身的人逐渐被善于变现的人所取代，而如果只关注于变现，又会分散精力无法潜心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