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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説:今天會上可能要提一件甚麼事情，「你最好不要發言，扯進去很麻煩。」到了開會，果然提到這件事，哎，他又發言了，説:「來的路上何先生跟我説，關於這件事我不要發言。可我還是要説……」結果不但他发表了意见，而且把我也给捲了谁去。朱先生终其一生都是這样的性格。果然，1958年也撈了個右派的帽子，我倒不覺得意外。
• 1956年颁佈「雙百」方針:即學街·葵術领域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1957年春据大到政治领域，移动群眾提意見:介許封堂、對政府公開批評，簡稱「鳴放」。但随着言論的尖鋭化，超出了毛容忍的底線，轉而成為「引蛇出洞」，五十五萬人被劃為「右派」。
• 當時還把他的材料發給大家看，在這一點上，「反右」前後的批鬥會有所不同。以前鬥某某人的時候，一般都會把材料印出來給大家看。比如他説過哪些不好的話、寫過哪些日記等等，可是後來漸漸就沒有了，據说這是吸收了土改的教訓。土改时候网地主，起先還讓地主説一説·结果大家聽了以後，又開始同情地主，效果很不好，所以後來就不再讓地主講了。鬥項志遴的時候也是，他的那些材料本来是供批判用的，可是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大家都覺得他説的有道理。而且類似的情况很多，所以後來一直到文革，批鬥會就不再發材料了，叫作「避免放毒!。任憑隨便甚麼人來批，又不許辯護，於是就開始了胡編亂造。
• 1959年，毛從第一線退下来，理由是免除一切具體的工作，可以集中精力考慮理論問题。於是劉少奇上去，定了許多新的辦法，農業幾十條、工業幾十條、教育幾十條等等。其實也沒甚麼特殊的，只不過比较宵事求是，要按规知辦事。比如有個辦法實行了一陣子，要保證每週的「六分之五」，就是説，每週要有五天幹業务，不要總是成天的不務正業。再比如「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和包產到户。
• 我常想，文化大革命對於學理科、工科的人來講，是一次莫大的损失。大好的年華都白白浪费了，太可惜。唯有對學文科的人，這是一個千载難逢的機會。梁啟超説，中國的二十四史就是一部「大相斫書」(相互砍殺的歷史)、「大修羅場」(人間地獄)。誠如他所説，中國的歷史太航髒、太可怕了。文革十年不過是中國五千年文明的一個濃縮，只有親身經歷過，才能深刻體會。或者説，如果一個人沒有經歷過文革，沒有在文革中挨過批、挨過鬥，那麼他對中國历史的了解最多僅僅停留在「知道」(know)的層面，而不會是真正的「理解」(understand)。所以，如果我們這些學文科的人不很好地寫一部文革史，我們對不起子孫後代。當然，子孫後代也不可能直正理解，我事不希望他朋有直正理解的機食。但願這種事在以後的一千年裹，都不要再出現了。
• 動物絕對不會把虐待自己的同類當成一種快樂。比如老虎吃羊，那也很殘忍，但它是受本能的驅使。一旦吃飽了，就對羊不感興趣了，不會説坐在那兒欣赏它流血 可是文革把人性裹最航髒、最野蠻、最醜陋的一面釋放出來，虐待起人來真是想盡了方法，简直比獸性還要更低一级·殺張志新时怕她喊口號，就先割了她的喉管，蔣介石當年殺人也沒聽説這麼幹的。《紅燈記》裹，李玉和臨刑時不是還高喊「毛主席萬歲」嗎?都新社會了，怎麼可以這樣?
• 那年冬天，我被宣判為现行反革命，關進了牛棚。所謂「牛棚」並不是養牛的棚子，我們是「牛鬼蛇神」，隨便找個地方關我們，都叫牛棚。
• 我在歷史所三十年，仔細算來，真正放在專業上的，加起來不過兩三年，其他百分之九十的時間都跟歷史研究無關。比如文件傳達，來不來就好幾個小時。其實要把它印出來的話，有個一二十分鐘就看完了，而且印象還深刻得多。我想在這一點上，恐怕和当年的背景有關。当年在山溝裹打游撃，群眾都是沒其麼文化的老鄉，又沒有条件全部印出来，於是就把他們召集起來，翻來覆去的講。可是解放後還用這個办法，何必呢?一篇大文章，唸就得用一個多小時，難道大家都不識字?
• 再比如文革後期，有一次领導交代一篇翻譯的文章讓我校對，结果我發现問题很多。當然，一個人的水平有高低，這是勉強不來的，就像不能要求每個運動員都打破世界紀錄一樣，水平不行也不必嘲笑他。但你不能弄虚作假。比如参加一万米的你少跑雨圈，或者参加跳高的你從竿子底下鑽過去，這是不行的。這位同志的翻譯，凡是疑難的句子都跳過去，原文没有的話他在那兒胡編亂造。這種翻譯，除了充数有甚麼意养呢?
• 類似的情況還有很多。事先設定一個唯一正確的理論標準，大家都要照着這個説，沒有人反對，也没有人敢反對。但是，思想怎麼可以定於一尊呢?一個人怎可能字字都是真理?如果理論到某某人就是顶峰了，别人説的都不對，唯有他是正確的，别人都得歌他的。那麼，人類思想、人類社会就不会有进步了。
• 討的助手説:「説得越過分越好。」郭沫若沒有被大规模地明批，實際上他的壓力也很大。一個兒子被打死、一個兒子自殺，而且他公開做自我檢討，説:「现在看起來，我以前寫的書都該一把火燒掉。」這話聽起來似乎有點否定過頭了，他是在否定自己，還是否定自己的事業?難道他真那麼想?
• 比如把做官的叫作「人民的勤務員」，人民是主人，為官的都是僕人。但同時又強調「黨是領導一切的」，強調黨的絕對權威，就是説:主人要服從僕人。那麼究竟誰是主人、誰是僕人?這就造成了邏輯上的混亂。當時流行一本書，叫《把一切獻給黨》。我是主人，我把一切獻給僕人。黨説甚麼、我就聽甚麼，黨指到哪裹、我就走到哪裹。
• 但無產階級的民主觀念就不同了。我們是「人民民主專政」，一方面強調民主，但另一方面又在強调專政:對人民來説是民主，對敵人來説是要專政的。那麼，誰是人民、誰是敵人?按理説，應該先分清敵我。如果你是人民，那怎摩说都可以；如果你是敵人，就不許你説話。但我們的劃分標準是:你擁護我，你就是人民；不同意我的意見，你就是反動派。如果這要搞的話，誰還敢有不同意見?於是大家都不説真話，實際上還是少數人專多數人的政。
• 再有一點，解放前、後對共產黨的理解確實不一樣。國民黨統治下沒有自由，也没有民主，左派宣傳的都是爭自由，要民主，所以非常得人心。可是後來有一次在「席殊書屋」，我聽李鋭講，解放後，毛澤東把他解放前凡是關於爭自由、要民主的文字都給刪掉了，所以现在的《毛選》都不談這些了。李鋭是毛的秘書，我想他的話還是有根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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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老说，“这本书你先别出，等我死了再出”